“国内报刊对涉足新媒体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如何对内容把关，特别是对BBS、博客等那些互动性内容。如果完全按照传统报刊的惯例以“先审查后刊载”的方式管理这些内容，做得过严，实际上就会丧失互动性的精髓；管得太松，又担心“防不胜防”，出现纰漏。因此一些媒体迟迟不敢“开博”。

　　其实即使在国外，一些 “草根媒体”实行“先刊载后审查”的原则，也同样面对“内容把关”的难题，但也从而形成一套新的把关方式，并非放任自流，也不走传统媒体的老路。例如著名的《维基百科》的创办人说，他的编辑方针“比一般人所知道得要传统得多”。维基百科并非没有编辑，或者人人都以平等资格担任“编辑”，实际上是不到 1%的人员完成一半的编辑工作，外加几百名彼此熟悉的和恪守信誉的志愿者进行编辑控制，删除不当的条目，保护一些条目和防止它们受到破坏。并规定某些条目不是“人人可以编辑”的。例如这些受保护的条目清单包括 82个（随时有变化）。 还有179 条目— 如 George W. Bush, Islam and Adolf Hitler 受到 “半保护” ，只有在网站注册超过至少四天的网民，才允许进行编辑。这位创办人说，这个网络百科是既有“民主制”又有“贵族制”，还有“君主制”。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百科全书的内容大多数是网民创造的，原则上每个网民都有权书写、上载和编辑条目，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些限定的条目，一些权威性更高的编辑人员有更大决定权，主办人本人对于特别有争议的条目保留最后处置权。而对于个别被认定是蓄意破坏者，则予以封杀。”

   这篇网文涉及的内容，如果该书作者自己去查一查，换个角度换种语言写出来，岂不更好？把别人的文章直接拷贝算作自己的，总不大好吧。

   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从世界传媒老大美国的情况来看， 2006年美国报业的主要经营指标是很不乐观的。与此相反，独立的新闻网站、博客等“草根媒体”却出现迅速发展的态势。

   专门在欧美地区投资媒体、通讯、信息和教育的投资机构VSS断言说，至2011年网络广告将超过报纸成为最大的广告载体。（http://www.vss.com/about_vss/index.asp）

   这种情况无疑给美国报业的经营者带来沉重的压力。实际上，与中国一样，在美国，报业实际上是最早的网络先行者。但是传统报业最初只是把互联网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时尚”。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观望，现在越来越多的报社已经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地向数字化方向转型。

    一些报业老总已经认识到，报纸的网站决不只是纸媒的复制品和附属物，而应该成为报社信息发布与经营的主体平台。在经营观念上，人们认识到在互联网和草根媒体兴旺发达的时代，将广告作为新闻流量副产品的传统报业赢利模式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新一代的媒体消费者的习惯是主动搜索和选择信息，而不是被动地等待阅读收看新闻之后再消极地接受广告的“轰炸”。

   如从2005年春季开始《纽约时报》已经将它的报纸编辑部与网络编辑部合二而一。该报社网站的主要新闻是以第一时间实时更新的，不再受报纸出版时间的束缚，内容上也不再拘泥于纸媒。《纽约时报》副总裁Martin Nisenholtz 说，现在时报网站好得多了，我们不再不断向网站增加更多的文字，而是增加多媒体、更多软件、更多图形设计、更多内容的聚合,这是一种全新的竞争力。他还说，纽约时报需要做的是在提供商务服务方面不次于任何人，也就是在如何利用加工内容，并使人们便于得到它。他说，过去报纸的网站有时忽略了实用性和应用性价值。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网站在没有任何内容的情况下就占领市场的原因，他们在提供商务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是报界很少有做得好的。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看美国老牌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现在是怎么做的，例如：

   1、《纽约时报》的伊拉克战争新闻专题：

   这是老牌报纸充分利用其积蓄掌控的资源，并充分开发互联网功能而创造的成功的“融合媒体”作品，在这个专题中，专业记者的现场采访，图文组合，视频，以及互动性地图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不同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一些报社已经为自己的记者提供摄像设备，要求他们在采访之际，同时拍摄视频作品。这些报社记者的视频作品，与电视台拍的新闻节目特点不同，通常时间较长，，虽然有时拍摄技术看来不太“专业”，但是往往更有现场真实感，更加深入详尽。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07/09/06/world/middleeast/20070907_BUILDUP_MAIN_GRAPHIC.html#

   2、《华盛顿邮报》的市区互动性定制地图专题：

   这个地图实际上是改变了传统的“地图”的含义。在这里网友不仅能够一目了然地找到他所感兴趣的地点，而且可以非常方便地查处该地点的相关信息（如有无各种服务设施？有什么机构？有无房地产交易？是否发生过犯罪行为？等等）。我想如果国内任何一家媒体网站如果能在本地制成这样类似的地图，我相信这个网站一定广受欢迎，其中的商机自不待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local-explorer/map?scheme=amenities&address=Chinatown&sid=1189327226812

   3、《华盛顿邮报》还有实时《交通专栏》：

   这里不仅有关于交通的新闻、博客，还有行车路线导航，竟然还包括全市所有重要道口的交通情况实时视频监测！全市交通状况可谓一目了然。这样的“报纸”已经远远超越了纸媒的局限，这是融合媒体的又一个例子。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metro/traffic/index.html?nid=roll_traffic

   有差别，而且彼此有相当一段距离。

    我觉得，这种差距主要是在观念方面。国外媒体十分重视Web 2.0时代给传媒界运作方式带来的重大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公民新闻运动”，主张在网络时代公民主动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这个运动产生了普遍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媒体网站在设计思想上越来越重视体现与网民的互动性，在内容上越来越倾向“草根化”。这里的草根化不是“娱乐化”，低俗化，更不是恶俗化，而是贴近社区和网民的实际兴趣、愿望与需求。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在“融合媒体”的方向上不断创新。

   在这几个方面，目前国内新闻网站与国外同类网站的差距似乎还在拉大。

   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是美国最近获得2007 Knight-Batten Awards大奖的几个网站：

   1、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中的关于世界性危机地区的资讯专题，制作精湛，令人耳目一新。似乎国内还没有媒体网站达到同样的制作水平：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3129/

   2、世界著名通讯社路透社放下身段与3D草根网站《第二人生Secondlife》联手创办《第二人生新闻中心》，但内容依旧“严肃”。http://www.secondlife.reuters.com/

   3、《技术总统Techpresident》网站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这次美国总统选举中youtube, myspace, flickr, Facebook, technorati 等各类博客和各种草根媒体中相关内容的集中展示，体现了“个人民主 personal democracy”：http://techpresident.com/

   4、这家报纸（Orlandosentinel）如此重视中学生体育新闻，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网页，每个家长都可以查阅学生运动员的成绩等等，内容做得淋漓尽致，应有尽有： http://www.orlandosentinel.com/sports/highschool/

   5、《华盛顿邮报》网站上的Onbeing “人物”专题别开生面的制作特点，请网友自己去看吧：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s/wp/onbeing/

   这些“花活”我们也许都能做，但是如果不解决观念的差距，那也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人们有时偏爱或者不得不选择草根媒体，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国内国外都是这样。但是，在鱼龙混杂的草根媒体中，大多数的作品出自匿名的业余“公民记者”，读者又怎样去判断哪些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又有哪些内容是怀有偏见或者是虚假的？

   面对上述问题，美国出现了一个专门评估媒体可信性的独特网站——《新闻信度》（Newstrust），为读者提供新闻信息“防伪”的参考。

   这家网站是非营利性的。其测试版自2006年已于10月上网，预计于2008年正式全面运营。

   这家网站的评估体系也是草根式的，它不是依靠一批受雇的审读人员，而是由自愿注册参与的评估员组成的。也就是说，这个体系是依靠这批志愿者的集体智慧，对新闻媒体的内容质量进行客观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评估的是媒体内容质量，而不是“吸引眼球”的程度。

   从评估员的注册到评估原则和方法，该网站建立了一系列明确的操作规则。任何人只要提供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都可以注册成为该网站的评估员。评估员有责任按照要求，对各类网站及其内容进行评级。

   例如，评估员需要按星级对媒体内容进行评估：

   您认为这是否是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

   你是否相信这个消息的来源？

   这条消息是否提供了有用信息？是否公正？是否有充分依据？是否反映了全面情况？

   该网站的评估结果将能够在各类新闻网站（以及博客）的内容上加以显示。

   对于评估员本身，该网站也建立了一种评级办法，测评其评估能力，以及是否在政治等方面存有偏见。例如发现某人在评估中一向偏执不公，在计算评估总分时，他的评分值将被调低甚至忽略。优秀的评估者则可能提升为版主或者编辑。

   在这个良莠不齐的新媒体时代，这个网站的出现可能成为草根媒体自我纠错的一种方式。至于其运作效果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以下是这个测试网站的网址：http://beta.newstrust.net/webx/

   请参阅：It Ain't Easy Knowing Who You Can You Trust  By Steve Outing

     我的目光久久被这两幅广告所吸引。特别是端坐在手摇纺车前面凝神读书的甘地，鹤骨松形，神情专注，“尽显高雅尊贵”（且套用一句国内广告词）。

  难以想象我们会把甘地这样的外国干巴老头放在中国机场的广告上。

  究竟什么才是人的贵贱尊卑？现在在国内的机场里也有很多的广告，这些广告，其中不乏赏心悦目，设计精美，创意独特的。但不知为何，却总觉得缺了什么。内容不外乎是珠光宝气，香车豪宅，俊男靓女。几乎很难看到我们民族千年积淀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在“世界首都”纽约的国际机场发布的这些广告，是由一家非营利机构Foundation for a Better Life 制作的，这家机构的目的是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其精神价值的取向，不是彰显任何民族主义，而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传扬。

   如今我们东方文明究竟靠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2008年奥运到来的时候，当来自全球的游客蜂拥进入北京机场的时候，我们该向宾客展示什么？

  甘地一生反对七种社会罪恶，现在读来如同是针砭中国时弊，值得附记如后：

1、搞政治而不讲原则(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
2、积累财富而不付出劳动 ( Wealth without work )
3、追求享乐而不关心他人( 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
4、拥有知识而没有品德( 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
5、经商而不讲道德( 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
6、研究科学而不讲人性(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
7、膜拜神灵而不做奉献 (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

   上周我带着本院三位师生一同赶赴内江参加“重走中国西北角”的出发仪式，面对面见到赵亚辉时，我确信最初对他的直觉没有错。

   亚辉属于那种“性情中人”。他作为新闻人的责任感，他对这项宏大计划的信心，他的执著与投入，统统写在脸上，表现在言谈举止之中，毫无矫饰。两个月以来，为了实施这项计划，他一直是超负荷运作，甚至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那天内江市里有关领导盛情邀请我们一行吃饭，没想到原本应作为主角的亚辉却回绝了，原因是“要赶稿子”。饭总是要吃的嘛，好了，他说他已经要了一个快餐盒饭。本学院的杨泓老师原也是资深记者，此次她与赵亚辉同行，也深有所感，她说赵亚辉这样的工作节奏与强度他人很难跟得上。

              图为赵亚辉（左）在内江“重走中国西北角”采访活动出发仪式上

    亚辉从开始就一再强调这次采访行动是公益性的。换句话说，决不是为了炒作，捞钱。包括汕大新闻学院在内的支持单位都认同他这个做法。

   像他这样的记者如今也许真的不多。回想我刚从国外回来时，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我受人之托，联系几位记者朋友采访了一位访华的美国的经济专家。但出乎意料的是，某媒体的记者采访之后，却突然改变最初的承诺，不作合理解释，拒绝发稿。在我颇感困惑之际，有人于是提醒说，你给记者钱了吗？你想让人家白写吗？

   采访发稿，记者向采访对象（特别是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是一些政府部门）收拿“红包”，这在国外新闻界是众所周知的禁忌，而在国内某些地方却几乎成了心照不宣的惯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新闻界人士就一直在呼吁抵制“有偿新闻”，提倡职业道德，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重重困惑与百般无奈中，如今“拿红包”却已经合法化，“主流化”。反之，还往往真就办不成事。

   当然不是说除了赵亚辉，就没有不拿红包的。比如说，央视的《焦点访谈》，据我所知，就屡次有人为了阻止某个节目的播出，想出大价钱搞定他们，但是我相信《焦点访谈》名记者曲长缨的说法，他们的记者编辑是绝对不收红包的。是不是因为曲长缨这样的央视大腕记者收入很高，看不起那几个小钱？不是。《焦点访谈》记者的收入在新闻界恐怕比起来只能算是“清贫”一级的——虽然这很不合理，央视记者们本身也要养家糊口，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甘于永远“安贫乐道”。

   他们也许会在业余时间去炒炒股什么的，但是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赵亚辉、曲长缨们却一步不退地坚持着，守卫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职业精神的圣地。他们是令人敬佩的。

            图为曲长缨（右）访问汕大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时，接受本院师生采访时留影。

   据乡亲们说，范家当年曾一度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在赵家坝有一处占地约1000多平米、大小房间30余间的大宅子。但百年光阴逝去，原来的范氏家族解体，后人星散，如今依然留在村里的范家亲戚其实已经不多了。

   尽管如此，在我回到内江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仍然处处感到内江父老乡亲们对我父亲的真情怀念：田家镇小学创办的“范长江小记者团”为赵亚辉的出发仪式助兴；我父亲当年就读的内江一中树立我父亲的塑像，制订“立长江为范”的校训，建立以纪念我父亲为主要内容的校史纪念室；内江已命名和修建“长江森林公园”……。我进一步了解到。内江市政府为了纪念2009年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经中央批准，已经决定在位处东兴区的赵家坝恢复整修“范长江故居”，正式方案已经制定，并经过多次论证。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才能真正体味到“亲情”两个字的份量有多么重。

    (图为赵家坝么婆在讲述我父亲儿时的故事。摄影者为四川日报驻内江记者站记者钟振宇)

   目前，内江市与国内许多其他城市相比，算不上繁荣与发达，城区只有四五十万人口，没有突出的支柱产业，原来以甘蔗种植为主的糖业已经完全衰落。即使与汕头这个沿海“落后”城市来比较，自然条件与经济状况也还差得不少。但是如果仔细读一读70年前我父亲写过的关于内江和四川悲惨的经济破产和自然灾害的描写与报道，你就知道今天的内江曾经走过了怎样了不起的历史进程。在与内江市的领导们接触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口头语和兴奋中心与汕头和许多其他城市差不多：开拓创新，积极进取，谋求“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不少国外观察家不大理解中国怎么会创造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实如果他们知道在每个普通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摆脱贫困的愿望有多么的强烈，就不会那样怀疑和困惑了。

   在国外，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各种污染却使生活环境日益恶化，中小城市反而成了环境更美和生活质量更高的地方。我祝愿有这样一天，老家内江将成为巴山蜀水之间最美的一片土地。

    但据我所知，这次人民日报的采访计划是最具雄心的一次。无论从时间还是路程上，都将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它差不多是将我父亲作为大公报记者，在1935年夏季至1937年春季足迹所及的整个大西北地区统统囊括在内，并将那次经典考察浓缩为四到五个月的旅程。

    我这次有幸回到久别的家乡四川内江田家镇赵家坝，参加了记者赵亚辉的隆重出发仪式。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涌上街头，对赵亚辉热情支持，鼓励有加，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令人永难忘记。而在赵亚辉执着的目光中，我也仿佛看到了我父亲当年踏上征程时的坚毅神情。我觉得，这次人民日报“重走中国西北角”的采访活动引人注目，其意义并非仅在于前所未见的时空跨度和旅途的难度，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之间崇高的职业精神的传承。

    我记得，当年我父亲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个别致的摆件，上面刻写着中国近代新闻界的杰出先行者邵飘萍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读一读我父亲的《中国的西北角》中，开篇就可以看出，他正是怀着那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民生疾苦的浓厚的人文关怀，走上西行之路的。今天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的果敢行动，同样使人感受到新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胸怀天下的开阔眼光和为民喉舌的诚挚情怀。

    现在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中国的西北地区，也远不再是无人知晓的荒蛮之地。但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保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如何维护民族的生存环境，广袤和深具潜力的西部地区应该建立何种增长模式，并将对其他地区产生何种作用和影响，面对严峻的历史挑战，这个重大课题又一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赵亚辉这次的采访旅行，将为广大读者揭示什么呢？我们不妨翘首以待。

    赵亚辉启程前选定了一位全程跟随的助手，他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位刚刚毕业的同学胡国球。这位代表汕大新闻学院加盟采访组的新闻界新兵，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一股勇于承担不畏艰辛的锐气。

    当他们开始北上之际，让我为他们默默祝福吧：祝他们一路平安！亚辉，加油！国球，加油！

文文：我也支持作者的看法,我开始学新闻学的时候就知道范先生在中国新闻学的地位.我尊敬他  
  
风雨丽人：你说的有道理!可那时的社会就是那样呀.有那么多人无辜伤害的.可惜呀!!!!  
 
宇```鱼：不知道哪位说的是真的，不过，我相信范长江先生不会因为怕“损害健康”而离开《大公报》！
本人很敬佩范先生的为人以及对新闻工作的敬业精神，不管以上说法是为了炒作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我都希望大家不要怀疑范长江先生离开《大公报》是为了私利！  
  
风飞雪：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  
  
安：我很崇拜的老前辈！
 
南方阿雁：我不是学新闻的，但我略知范长江先生的为人，范长江先生与邵飘萍先生都是我所敬重的新闻人！  
   
真心英雄：范先生，我是你的家乡四川内江市东兴区人，家乡人民都很敬重长江先生，他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新闻巨子，家乡人民永远怀念他。我的儿子也在他老人家的母校内江一中读书，每当看到他矗立在校园里的半身铜像，我崇敬之情由然而生，我坚定的支持你的见解。

   针对尹韵公先生借斯诺而贬低我父亲的说法，有一位搜狐网友提供了以下资料，也是我过去没有看到的，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看到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先生有一篇文章，开头几句就记述了斯诺与范长江的关系，现实录于后，供大家参考：
  “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国记者就是长江（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发表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从斯诺那里先听到这些文章，后来又看到了其中译成英文的几篇。当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时，我心中便有这样一个念头：长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诺产生去了解和报道中国红军的愿望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还是有疑问的。例如网友藏风提出问题说：“红军从1934年7月就从瑞金出发，长江先生的第一篇关于红军的报道却是1935年9月13日才出现，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长江先生为什么一点研究都没有呢？”我想网友藏风的意思是说，在1935年9月之前，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发表过报道红军的文章？
    其实我父亲在他开始写《中国的西北角》之前，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靠山”一文不名的穷学生， 大公报最初勉强同意他去西部采访，也只是给了他一个通讯员的名义，不是正式记者，没有工资，只发稿酬。换句话说，在我父亲成为名记者之前，他其实“什么都不是”。在此之前，虽然他对红军问题很感兴趣，他甚至曾经自己专程从北平跑到南昌去了解研究红军的情况，但是他根本没有可能在报章上发表“报道红军”的文章。谁给他“报道”的权利呢？谁接受他的采访呢？谁支付他的“采访费用”呢？即使他此前真的写出客观报道红军的文章来，当时又有哪家报纸敢于刊登采用呢？（说一句题外的话，如果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互联网，我相信我父亲一定会是一位博客。因为那样就不会是只有报社老板说了算了。）

    我父亲后来在《中国的西北角》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想也反映了他自己青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可见欲成大河者，比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但世俗之见，长江必出三峡，始惊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始佩其英雄。长江上源，在崇山峻岭之中与顽岩怪石冲激之时，谁亦不加以重视；人在艰难困苦荆棘榛豾里苦斗之日，何曾有人愿加以援手？此种成败论英雄之俗见，最易丧失青年奋斗之勇气。惟自奋斗者本身而言，大可“闭耳不闻俗人话，专心一志奔前程”！

    １９３８年４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转引自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２１页）

    据我父亲过去所说，他离开大公报是由于政治原因。他在多次所写的自传性材料（如《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我的自述”）以及在对我们讲述的历史回忆中，都是同一个说法。除此之外，我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有关人士（如张季鸾、王芸生）的其他说法。有人提出，因为我父亲的说法是在文革政治高压下讲的，他只是为了撇清与当时被视为“反动报纸”的大公报的关系，因此他的话不足采信。虽然任何人对往事的回忆都可能由于岁月的侵蚀或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在时间、地点、顺序等产生不准确性甚至发生差错偏误，我父亲在文革中所写的材料，也确是在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写成的，其中是否存在细节上的误差？专家学者们自可争论与研究。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当时离开大公报，主要的原因是与张季鸾的政治主张相左。以下史料可为佐证。

    我父亲1941年（即他离开大公报三年后）在香港《华商报》上撰写的长文《祖国十年》（已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中，对他在大公报时的一段往事，曾有如下一段记述：

    大公报故总编辑张季鸾先生对蒋先生（指蒋介石）之主张，甚为赞同。也是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的原因之一。临全大会之前，张先生尝鼓励我多写政治论文，我就写过一篇党派问题的文章，内容主张“民主团结”。他看了原稿，大不谓然，和我谈了些溶多党为一党的理论。于是我那篇文章，只好交到邹韬奋先生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四月二十七日，他在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针对张左与蒋汪换文事实，而发为“使党派关系，渐溶于无形”之言论。

   《祖国十年》一文是回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年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述评，我父亲将大公报这一段轶事写进此文，足见此事他记忆犹新，而且非常重视。1941年并非六十年代的文革，那时的中国还是“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张季鸾当时也是公认的报界巨擘。而我父亲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他与张季鸾先生有政治分歧的说法和描述却是前后基本一致的。

   此外他离开大公报前后的历史本身已足够说明问题。自从他在西安事变之后访问延安，他通过自己对中共领袖人物的直接接触，通过与毛主席的窑洞之谈，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即所谓“急剧左倾”。1938年3月他仍在大公报社内工作时便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以很大精力投入这项工作，这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即有中共党员陈农菲（陈同生），这个组织也成为今天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而在当年9月他离开大公报仅半年多之后，即1939年5月，便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共并得到批准。不应忘记，当时中共还只是在遥远荒僻的陕北根据地上生存的在野党，我父亲如果不是对腐败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信心，并在当时的共产党身上切实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肯定不会轻率做出这样重大的抉择。由此可见，他在大公报工作期间，政治方面“左倾”的观点显然与张季鸾的“四不”编辑方针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他虽然成为“名记者”，但毕竟只是一名雇员（他也不象其他一些报社员工那样拥有大公报的股份），在一个报社老板看来，一个记者“主意太大”，自作主张，不易控制，因此会与报社老板在种种场合发生争论和不愉快，这是不难想见的。（图为抗战时期我父亲与周恩来等在新闻发布会上，左一为周恩来，左二为我父亲）

    当然，我父亲在政治上的选择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离社的直接原因却是意外的。他自己说过，离开大公报事先没有计划。但究竟他是在与胡政之的争吵中主动离开报社的（参见《我的自述》），还是像陈纪滢先生所说，是因为不服从张季鸾的工作安排而遭开革的？我认为，如果任何人对往事的回忆都可以质疑的话，陈纪滢的回忆的可信性则更应在置疑之列。

    首先，陈只是作为一个编外记者个人的回忆，他也是“听说”，并非直接当事人。

    其次，陈的回忆所称我父亲“怕熬夜”的理由，听来颇离奇。在新闻界，由于个人兴趣与素质，当记者的不愿干夜班编辑，或者做编辑的不想当记者去“赶场子”，这倒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我认为，如果的确是我父亲不愿意服从老板的工作安排，而与老板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实际原因肯定不会是“怕熬夜会损害健康”，更不可能是“两天都受不了”。

    其实我父亲自从进入新闻界，从来工作都是不分昼夜的。《范长江新闻文集》中，可以读到许多他日夜兼程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或荒山野岭、穷乡僻壤进行采访的报道，可说是家常便饭。

    请看他1937年9月的抗日战地报道《察南退出记》中的几段记述：

    “我们月夜来到怀来，同样也是月夜和怀来告别。日本飞机夺去了我们在太阳光下乘车的权利。”

   “到蔚县还有六十里，我们希望天未亮之前赶过蔚县城。然而这样的车（指马车）怎样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呢？我于是发明了一种办法，自己下车来走路，叫车夫上车睡觉，我替他赶车，给他休息一小时半后，再换他下来。”

   “在一间空无所有的小商店里，土炕上连席子都没有。满屋是灰尘，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只好马马虎虎地睡去。午夜刚过，又赶紧起来，希望在明天之前，赶到涿鹿县。”

    1937年2月9日晚他在延安窑洞里（当时称为“肤施”）与毛主席也是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次日恰好是除夕，在稍事休息后离开延安的路上，当晚却又找不到旅店，且天有大雾，道路结冰，车只能停于荒山途中。他和司机只好下车找到山边窑洞里一户人家，买些猪肉做面条。随后他昼夜兼程于14日返回上海，15日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著名时评，成为当时的特大新闻。

   请问象我父亲这个样子干记者，岂不是比当编辑更加没日没夜，更加容易“损害健康”吗？他又何曾有过怨言呢？

   如果说他只想跑外勤，上夜班“两天都受不了”，那么就他在离开大公报后，从开办国际新闻社到创办《华商报》，乃至后来参与创建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他的大半辈子不都是在主动去做大量的夜班工作吗？就我记事时起，父亲虽然已不在新闻岗位上，他年事渐高，并患有高血压、头痛等疾病，但是他不分昼夜的工作习惯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我们经常看到他的书房的灯光深夜仍在闪亮。

   张季鸾先生是三十年代的著名报人，他主持的大公报为我父亲以及其他一大批杰出的报界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他与我父亲都始终是对政治理念非常认真，并对新闻工作的职业原则非常执著的人，这样的人现在也许很罕见了。但我们不能用今人之见去揣度前人，我们不妨尊重他们当年各自的选择。他们彼此之间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如果其中曾有什么恩恩怨怨的话，我想绝对不会是上不上夜班这么简单的。

    不妨再想一想，他当时是个名记者，又是青年记者学会的头儿，如果是因为与报社老板的个人摩擦而被开除，此事断难瞒得住，早就会在新闻界传得纷纷扬扬，怎么会从无说法，反而要等到数十年后，由一位编外记者回忆出来？

    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件事事涉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历来是很可怕的，是会“人头落地”的（事实上我父亲离开大公报后不久即遭当局通缉，他为了避难而逃至香港，在那里创办《华商报》），因此当事人都很谨慎，不便明言。外界不知内情底里，便只有疑惑与猜测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