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的BLOG

    赵亚辉与我以往并不相识，只是知道在近几年中国记者节时屡次提到他的名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他攀过珠峰，采访过印度洋海啸、伊朗地震……直到不久前，赵亚辉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他有个大胆的计划，打算“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他率直真诚的声音立刻打动了我，令人感到信任，我于是决定支持他这项采访计划。

   上周我带着本院三位师生一同赶赴内江参加“重走中国西北角”的出发仪式，面对面见到赵亚辉时，我确信最初对他的直觉没有错。

   亚辉属于那种“性情中人”。他作为新闻人的责任感，他对这项宏大计划的信心，他的执著与投入，统统写在脸上，表现在言谈举止之中，毫无矫饰。两个月以来，为了实施这项计划，他一直是超负荷运作，甚至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那天内江市里有关领导盛情邀请我们一行吃饭，没想到原本应作为主角的亚辉却回绝了，原因是“要赶稿子”。饭总是要吃的嘛，好了，他说他已经要了一个快餐盒饭。本学院的杨泓老师原也是资深记者，此次她与赵亚辉同行，也深有所感，她说赵亚辉这样的工作节奏与强度他人很难跟得上。

              图为赵亚辉（左）在内江“重走中国西北角”采访活动出发仪式上

    亚辉从开始就一再强调这次采访行动是公益性的。换句话说，决不是为了炒作，捞钱。包括汕大新闻学院在内的支持单位都认同他这个做法。

   像他这样的记者如今也许真的不多。回想我刚从国外回来时，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我受人之托，联系几位记者朋友采访了一位访华的美国的经济专家。但出乎意料的是，某媒体的记者采访之后，却突然改变最初的承诺，不作合理解释，拒绝发稿。在我颇感困惑之际，有人于是提醒说，你给记者钱了吗？你想让人家白写吗？

   采访发稿，记者向采访对象（特别是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是一些政府部门）收拿“红包”，这在国外新闻界是众所周知的禁忌，而在国内某些地方却几乎成了心照不宣的惯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新闻界人士就一直在呼吁抵制“有偿新闻”，提倡职业道德，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重重困惑与百般无奈中，如今“拿红包”却已经合法化，“主流化”。反之，还往往真就办不成事。

   当然不是说除了赵亚辉，就没有不拿红包的。比如说，央视的《焦点访谈》，据我所知，就屡次有人为了阻止某个节目的播出，想出大价钱搞定他们，但是我相信《焦点访谈》名记者曲长缨的说法，他们的记者编辑是绝对不收红包的。是不是因为曲长缨这样的央视大腕记者收入很高，看不起那几个小钱？不是。《焦点访谈》记者的收入在新闻界恐怕比起来只能算是“清贫”一级的——虽然这很不合理，央视记者们本身也要养家糊口，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甘于永远“安贫乐道”。

   他们也许会在业余时间去炒炒股什么的，但是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赵亚辉、曲长缨们却一步不退地坚持着，守卫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职业精神的圣地。他们是令人敬佩的。

            图为曲长缨（右）访问汕大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时，接受本院师生采访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