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的BLOG

标签： 大公报  范长江  张季鸾 

   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说，现在有新的研究史料，说我父亲当年离开大公报，其实并不是如同我父亲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政治上与总编辑张季鸾有分歧，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按照张季鸾的安排上夜班，他怕熬夜会影响自己的健康。

    查了一下，这一条资料都是一个来源，来自原大公报兼职“编外记者”、长期从事邮政工作、 １９４９年后去了台湾的陈纪滢先生的回忆：

    １９３８年４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转引自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２１页）

    据我父亲过去所说，他离开大公报是由于政治原因。他在多次所写的自传性材料（如《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我的自述”）以及在对我们讲述的历史回忆中，都是同一个说法。除此之外，我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有关人士（如张季鸾、王芸生）的其他说法。有人提出，因为我父亲的说法是在文革政治高压下讲的，他只是为了撇清与当时被视为“反动报纸”的大公报的关系，因此他的话不足采信。虽然任何人对往事的回忆都可能由于岁月的侵蚀或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在时间、地点、顺序等产生不准确性甚至发生差错偏误，我父亲在文革中所写的材料，也确是在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写成的，其中是否存在细节上的误差？专家学者们自可争论与研究。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当时离开大公报，主要的原因是与张季鸾的政治主张相左。以下史料可为佐证。

    我父亲1941年（即他离开大公报三年后）在香港《华商报》上撰写的长文《祖国十年》（已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中，对他在大公报时的一段往事，曾有如下一段记述：

    大公报故总编辑张季鸾先生对蒋先生（指蒋介石）之主张，甚为赞同。也是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的原因之一。临全大会之前，张先生尝鼓励我多写政治论文，我就写过一篇党派问题的文章，内容主张“民主团结”。他看了原稿，大不谓然，和我谈了些溶多党为一党的理论。于是我那篇文章，只好交到邹韬奋先生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四月二十七日，他在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针对张左与蒋汪换文事实，而发为“使党派关系，渐溶于无形”之言论。

   《祖国十年》一文是回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年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述评，我父亲将大公报这一段轶事写进此文，足见此事他记忆犹新，而且非常重视。1941年并非六十年代的文革，那时的中国还是“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张季鸾当时也是公认的报界巨擘。而我父亲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他与张季鸾先生有政治分歧的说法和描述却是前后基本一致的。

   此外他离开大公报前后的历史本身已足够说明问题。自从他在西安事变之后访问延安，他通过自己对中共领袖人物的直接接触，通过与毛主席的窑洞之谈，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即所谓“急剧左倾”。1938年3月他仍在大公报社内工作时便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以很大精力投入这项工作，这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即有中共党员陈农菲（陈同生），这个组织也成为今天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而在当年9月他离开大公报仅半年多之后，即1939年5月，便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共并得到批准。不应忘记，当时中共还只是在遥远荒僻的陕北根据地上生存的在野党，我父亲如果不是对腐败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信心，并在当时的共产党身上切实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肯定不会轻率做出这样重大的抉择。由此可见，他在大公报工作期间，政治方面“左倾”的观点显然与张季鸾的“四不”编辑方针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他虽然成为“名记者”，但毕竟只是一名雇员（他也不象其他一些报社员工那样拥有大公报的股份），在一个报社老板看来，一个记者“主意太大”，自作主张，不易控制，因此会与报社老板在种种场合发生争论和不愉快，这是不难想见的。（图为抗战时期我父亲与周恩来等在新闻发布会上，左一为周恩来，左二为我父亲）

    当然，我父亲在政治上的选择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离社的直接原因却是意外的。他自己说过，离开大公报事先没有计划。但究竟他是在与胡政之的争吵中主动离开报社的（参见《我的自述》），还是像陈纪滢先生所说，是因为不服从张季鸾的工作安排而遭开革的？我认为，如果任何人对往事的回忆都可以质疑的话，陈纪滢的回忆的可信性则更应在置疑之列。

    首先，陈只是作为一个编外记者个人的回忆，他也是“听说”，并非直接当事人。

    其次，陈的回忆所称我父亲“怕熬夜”的理由，听来颇离奇。在新闻界，由于个人兴趣与素质，当记者的不愿干夜班编辑，或者做编辑的不想当记者去“赶场子”，这倒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我认为，如果的确是我父亲不愿意服从老板的工作安排，而与老板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实际原因肯定不会是“怕熬夜会损害健康”，更不可能是“两天都受不了”。

    其实我父亲自从进入新闻界，从来工作都是不分昼夜的。《范长江新闻文集》中，可以读到许多他日夜兼程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或荒山野岭、穷乡僻壤进行采访的报道，可说是家常便饭。

    请看他1937年9月的抗日战地报道《察南退出记》中的几段记述：

    “我们月夜来到怀来，同样也是月夜和怀来告别。日本飞机夺去了我们在太阳光下乘车的权利。”

   “到蔚县还有六十里，我们希望天未亮之前赶过蔚县城。然而这样的车（指马车）怎样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呢？我于是发明了一种办法，自己下车来走路，叫车夫上车睡觉，我替他赶车，给他休息一小时半后，再换他下来。”

   “在一间空无所有的小商店里，土炕上连席子都没有。满屋是灰尘，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只好马马虎虎地睡去。午夜刚过，又赶紧起来，希望在明天之前，赶到涿鹿县。”

    1937年2月9日晚他在延安窑洞里（当时称为“肤施”）与毛主席也是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次日恰好是除夕，在稍事休息后离开延安的路上，当晚却又找不到旅店，且天有大雾，道路结冰，车只能停于荒山途中。他和司机只好下车找到山边窑洞里一户人家，买些猪肉做面条。随后他昼夜兼程于14日返回上海，15日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著名时评，成为当时的特大新闻。

   请问象我父亲这个样子干记者，岂不是比当编辑更加没日没夜，更加容易“损害健康”吗？他又何曾有过怨言呢？

   如果说他只想跑外勤，上夜班“两天都受不了”，那么就他在离开大公报后，从开办国际新闻社到创办《华商报》，乃至后来参与创建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他的大半辈子不都是在主动去做大量的夜班工作吗？就我记事时起，父亲虽然已不在新闻岗位上，他年事渐高，并患有高血压、头痛等疾病，但是他不分昼夜的工作习惯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我们经常看到他的书房的灯光深夜仍在闪亮。

   张季鸾先生是三十年代的著名报人，他主持的大公报为我父亲以及其他一大批杰出的报界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他与我父亲都始终是对政治理念非常认真，并对新闻工作的职业原则非常执著的人，这样的人现在也许很罕见了。但我们不能用今人之见去揣度前人，我们不妨尊重他们当年各自的选择。他们彼此之间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如果其中曾有什么恩恩怨怨的话，我想绝对不会是上不上夜班这么简单的。

    不妨再想一想，他当时是个名记者，又是青年记者学会的头儿，如果是因为与报社老板的个人摩擦而被开除，此事断难瞒得住，早就会在新闻界传得纷纷扬扬，怎么会从无说法，反而要等到数十年后，由一位编外记者回忆出来？

    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件事事涉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历来是很可怕的，是会“人头落地”的（事实上我父亲离开大公报后不久即遭当局通缉，他为了避难而逃至香港，在那里创办《华商报》），因此当事人都很谨慎，不便明言。外界不知内情底里，便只有疑惑与猜测了。（待续）